联合国旅游可持续发展监测(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指标)

旅游攻略天亮就出发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由驱动力指标、状态指标、响应指标构成。
驱动力指标主要包括就业率、人口净增长率、成人识字率、可安全饮水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运输燃料的人均消费量、人均实际GDP增长率、GDP用于投资的份额、矿藏储量的消耗、人均能源消耗量、人均水消费量、排入海域的氮、磷量、土地利用的变化、农药和化肥的使用、人均可耕地面积、温室气体等大气排放量等; 状态指标主要包括贫困度、人口密度、人均居住面积、已探明矿产资源储量、原材料使用强度、水中BOD和COD含量、土地条件的变化、植被指数、受荒漠化、盐碱和洪涝灾害影响的土地面积、森林面积、濒危物种占本国全部物种的比率、二氧化硫等主要污染物浓度、人均垃圾处理量等。

gdp是从80年年代初开始的。1985年以前我国对国民经济核算源于前苏联与计划经济相配套的物质平衡表体系(MPS)。80年代初,我国开始研究联合国国民经济体系的国民生产总值(GDP)指标,并于1985年开始建立GDP核算制度。
截止2021年3月,韩国的人口总数约5200万。但,韩国却是世界上有统计数据的国家中人口生育率最低的国家,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倒数第一”,而且保持这个称号已经有两年了。
2021年4月份,联合国最新统计的数据结果,韩国的生育率仅有1.1。这是一个什么概念?或许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一对育龄期的夫妇,在能够生育的期间内(15-49岁为生育期),仅生育了1.1个孩子(平均数),但是,这个家庭所占用的是2个人口。如果生育率增长数不能大于2,那么,就意味着每消耗2个人口,却只得到一个人口的增长,“入不敷出”将成为常态。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增长的人口数低于自然消亡的人口数,那么,这个国家将面临没有了人的存在,显然,国家也将不复存在。
但事情远非如此简单,随着自然生育率降低,人口增长率也随着降低,但社会在发展,尤其是医疗水平的进步,人类的存活率越来越高,寿命也越来越长。但寿命的增加,却无法增加更多的创造力,老年人更多的是在消耗社会资源。
而新生儿出生至成长为成年人,也依然只能消耗社会资源,两头都在消耗,而能生产社会资源的时间只有40年左右。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不能及时提高人口的自然增长率,那么,可生产资源的劳动力将越来越少,人口老龄化加剧,将持续加剧社会资源的消耗,越到后期,人口将会呈现出一种滚雪球式的发展趋势逐步加速走向灭亡的终点。
就像某机构对韩国人口模型的预测结果显示,经过500年后,世界上最后一个韩国人将会消失。然而,笔者认为,或许不需要500年,韩国人就会彻底消失,这就是雪球效应的加速推动所产生的结果。
人类发展指数报告
人类发展指数(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是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1990年人文发展报告》中提出的,用以衡量联合国各成员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指标,是对传统的GNP指标挑战的结果。
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创立了人类发展指数(HDI),即以“预期寿命、教育水平和生活质量”三项基础变量,按照一定的计算方法,得出的综合指标,并在当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发布。 1990年以来,人类发展指标已在指导发展中国家制定相应发展战略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之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每年都发布世界各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并在《人类发展报告》中使用它来衡量各个国家人类发展水平。
根据近数十年的数据,挪威和澳大利亚一直稳居人类发展指数最高的两个位置(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澳大利亚长期领先,此后挪威长期领先),第三位及以下的排名经常变化,但北欧国家、德国、加拿大、新西兰、美国、瑞士、荷兰、韩国、新加坡都是近年来排名大致长期属于前列的国家。
2016年12月1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北京发布《2016年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报告:衡量生态投入与人类发展》报告,报告指出,广州以人类发展指数0.869排名中国内地城市第一,北京、南京、沈阳、深圳、上海居2至6位。[1][2]
《2019人类发展报告》数据显示,挪威位列榜首,中国香港地区与德国并列第4,中国内地排名第85位。[3]
中文名
人类发展指数
外文名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简称
HDI
提出时间
1990年
社会,经济,环境三个维度。垍頭條萊
可持续发展是基于社会、经济、人口、资源、环境相互协调和共同发展的理论和战略,主要包括生态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以保护自然资源环境为基础,以激励经济发展为条件,以改善和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为目标,宗旨是既能相对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能对后代的发展构成危害。垍頭條萊
一是物质基础雄厚。目前我国农业基础地位是巩固的,粮食总产量连续6年都超过1.3万亿斤。工业主导作用增强,工业增加值超过30万亿元。基础设施日益完善,交通通信、能源水利保障作用增强。这是2021年我们应对各类风险挑战、支持经济持续恢复,确保人民基本生活的强大物质基础。
二是产业体系完整。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已建成了世界上最为完整的产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货物贸易总量居世界第一,是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过去一年,面对疫情的冲击,产业体系显示出强大的组织调整能力和韧性。2021年,面临不确定性的考验,我国完整的生产协作体系和配套能力将会继续发挥有效作用。
三是市场空间广阔。我国14亿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960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拥有全球最具成长性的内需市场,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是明显的,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的调整升级将拉动产业结构、投资结构和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升级,为经济持续发展注入内生动力。新的一年,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化,广阔的国内市场都是我们发展的立足之地和回旋空间。
四是科技实力强大,我国科技创新日趋活跃,研发投入总量已达到世界第二,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国际专利申请国,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我们的新兴产业发展势头良好,无论是前几年经济下行压力,还是去年疫情冲击,这点都没有改变。产业的数字化、数字的产业化趋势明显,反过来也促进更多线上消费的实现。这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创新驱动力。
五是人力资源丰富。我国劳动力供给规模居世界前列,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近9亿,技能人才达到2亿人,研发人员总量也居世界首位。这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本和智力支撑。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由驱动力指标、状态指标、响应指标构成。
驱动力指标主要包括就业率、人口净增长率、成人识字率、可安全饮水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运输燃料的人均消费量、人均实际GDP增长率、GDP用于投资的份额、矿藏储量的消耗、人均能源消耗量、人均水消费量、排入海域的氮、磷量、土地利用的变化、农药和化肥的使用、人均可耕地面积、温室气体等大气排放量等; 状态指标主要包括贫困度、人口密度、人均居住面积、已探明矿产资源储量、原材料使用强度、水中BOD和COD含量、土地条件的变化、植被指数、受荒漠化、盐碱和洪涝灾害影响的土地面积、森林面积、濒危物种占本国全部物种的比率、二氧化硫等主要污染物浓度、人均垃圾处理量等。
人类发展指数(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是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1990年人文发展报告》中提出的,用以衡量联合国各成员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指标,是对传统的GNP指标挑战的结果。
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创立了人类发展指数(HDI),即以“预期寿命、教育水平和生活质量”三项基础变量,按照一定的计算方法,得出的综合指标,并在当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发布。 1990年以来,人类发展指标已在指导发展中国家制定相应发展战略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之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每年都发布世界各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并在《人类发展报告》中使用它来衡量各个国家人类发展水平。
根据近数十年的数据,挪威和澳大利亚一直稳居人类发展指数最高的两个位置(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澳大利亚长期领先,此后挪威长期领先),第三位及以下的排名经常变化,但北欧国家、德国、加拿大、新西兰、美国、瑞士、荷兰、韩国、新加坡都是近年来排名大致长期属于前列的国家。
2016年12月1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北京发布《2016年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报告:衡量生态投入与人类发展》报告,报告指出,广州以人类发展指数0.869排名中国内地城市第一,北京、南京、沈阳、深圳、上海居2至6位。[1][2]
《2019人类发展报告》数据显示,挪威位列榜首,中国香港地区与德国并列第4,中国内地排名第85位。[3]
中文名
人类发展指数
外文名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简称
HDI
提出时间
1990年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我国的唯一选择。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更好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基础。”可以说,加快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对我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社会发展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借鉴国外发展的经验教训、立足我国国情作出的科学判断,也是我们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选择。
对可持续发展战略内涵的基本认识
1.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
早在20世纪60年代,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就已经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进入70年代后,随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对环境的破坏越来越严重,国际社会对环境和发展的问题也更加重视,并于1972年6月联合国召开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人类与环境会议”。1987年联合国在提出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对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做了比较系统的理论阐述,可持续发展观或可持续发展思想初步形成。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并通过了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21世纪议程》,并且要求各国根据本国情况,制定各自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计划和对策,人类开始跨进了一个绿色的可持续发展的新时代。
在我国,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带来了资源、环境、社会等各种问题和矛盾,“两型社会”建设不断受到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逐步深入人心。1994年7月,国务院批准了我国第一个国家级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把实施可持续发展作为一项重大战略”,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树立和落实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2007年党的十七大又再次强调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由此可见,可持续发展战略已经被确立为党和国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指导思想。
2.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丰富内涵
可持续发展思想从提出到现在不过半个世纪,作为一个新的发展观是应时代的变化、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它为人类发展指出了一条环境与发展相结合的道路,为保护环境和资源与人类社会协调发展提供了一个创新的思想模式。可持续发展,就是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来满足当代人的利益。它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必须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否则他们就无法生存;二是今天的发展不能损坏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即要将今天的发展和明天的发展统一起来。其实质是把经济发展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紧密联系起来,实现良性循环。
可持续发展突出的仍是发展的主题。发展是第一位的,没有了发展也就谈不上可持续,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也是人类生存的权利和基本条件。那种主张停止发展以保护环境的观点是不可取的,也不符合人类发展的基本规律。但是,发展又不仅仅是以追求经济增长为目标,而是要以经济、社会、生态的综合发展为目标,从以物为本位的发展转向以人为本位的发展,从注重眼前利益、局部利益的发展转向长期利益、整体利益的发展。
可持续发展强调的是可持续性。这里讲的可持续至少有三个特征,即生态持续、经济持续和社会持续,它们之间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生态持续是基础,经济持续是条件,社会持续是目标。既要使人类的各种需要得到满足,个人得到充分发展,又要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不对后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它特别关注的是各种经济活动的生态合理性,强调对资源和环境有力的经济活动应予鼓励,否则应坚决禁止。
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属性。传统的发展观,偏重于物质财富的增长,忽视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简单地把GDP的增长作为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指标,忽视人文的、资源的、环境的指标;单纯地把自然界看作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索取对象,忽视自然界首先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这种观念导致的结果,虽然人类积累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但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越来越多,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增长而相应提高,甚至已危及到未来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创新陈旧的发展观念,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势在必行,也是我们必须面临的严峻课题。
在这种背景下,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基本内涵的核心要求。所以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要使我们的发展真正实现资源和环境与社会经济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也只有坚持以人为本,用科学发展观统一思想、统领工作,才能以最小的资源环境代价谋求经济社会最大程度的发展,走上一条科技先导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发展之路,实现可持续发展。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有利于促进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有利于国民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我国当前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
资源问题。总体上讲,我国属于资源总量大国、人均资源“小国”的地位。国土面积960万平方公里,居世界第3位,其中耕地占7%;矿产资源总量占世界的12%,居世界第3位;水资源总量占世界的6.8%,居世界第6位。但就人均水平而言我们又是资源短缺国家,人均矿产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58%,居世界第53位,其中人均石油、天然气占有储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1%和4.5%;人均水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5%,局部地区缺水严重;人均耕地面积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在这种情况下,要保证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增长面临的资源压力是很大的,既有资源需求压力,又有资源供给压力,更有降低资源消耗的压力。特别是我国正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还承担着到2020年全面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这个阶段又是资源需求量上升最快的时期,更加剧了资源短缺的矛盾。显然,解决好资源问题已经成为当前的重要课题。
环境问题。我国环境有两大突出特点:一是环境容量有限,二是生态环境十分脆弱。主要表现为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环境总体恶化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二氧化硫排放量居世界第一位,二氧化碳排放量居世界第二位,有机污水排放量相当于美国、日本和印度排放量的总和,单位GDP污染物排放量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十几倍。生态环境恶化,水土流失严重,生物多样性锐减,生态安全受到严重影响。
经济问题。主要表现为生产方式粗放,三次产业发展不协调,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未得到根本改善,产业和工业组织结构矛盾突出,经济与社会不和谐,等等。建国60年来,我国GDP增长了十多倍,但矿产资源消耗增长了40多倍,2006年我国GDP总量占世界的5.5%,但能源消耗占世界的15%,钢材消耗和水泥消耗分别占世界的30%和54%。从单位产品实物量能耗、物耗水平看,与发达国家差距明显。矿产资源回收率仅为30%,低于发达国家20个百分点。可以说,总体上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远未实现全局性、根本性的转变,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必然带来资源和环境的沉重代价。
人口问题。虽然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我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势头得到遏制,但人口众多仍给发展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适度增长可以给社会带来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但过度增长,尤其是低素质人口的过快增长,会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我国现在人口总量已达到13亿,预计2030年将达到15亿,以后将逐步减少,但老龄化问题将更加突出。这些都将给我国的发展带来沉重的压力。
此外,还有“三农”问题、城市化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教育卫生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所不可忽视,必须逐步加以解决的问题。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具体措施
必须加快发展理念的转变。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当前存在的资源、环境、经济、人口等问题已经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不下大力气解决好这些问题,就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不可能全面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更不可能贯彻好、落实好科学发展观。因此,转变发展理念,破除以物为本、片面追求GDP增长的陈旧发展观,尽快实现向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转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也是衡量我们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
必须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传统的发展方式包括经济增长方式和生活消费方式都具有明显的破坏性,一方面实现了生产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另一方面又付出了沉重的资源环境代价。转变发展方式要在正确的发展理念指导下,选择正确的发展道路,创新科学的发展模式,实质上是解决如何科学发展的问题。在增长方式上,要由粗放型的经济增长向集约型的经济增长转变,由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向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优结构、高效益的增长方式转变。在消费方式上,要由奢侈型的消费方式向绿色消费方式转变。在经济结构上,要注重需求结构调整,实现投资、消费、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要注重优化产业结构,实现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要注重资源的有效利用,大力开发再生资源,尽快形成循环经济形态。
必须加快发展机制的完善。必须处理好经济发展、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三者之间的关系,解决好资源有限和环境容量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当务之急是建立能够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稀缺程度以及环境治理等外部成本的资源类产品价格形成机制。要完善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加快用水、用地、用电和排污交易制度建设,使利益相关者和受影响者共同分担由于资源开采所带来的影响。要全面实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完善污染物和废弃物有偿排放制度、污染排放权交易制度。要加快构建生态补偿机制,体现谁开发谁保护、谁利用谁补偿、谁破坏谁恢复、谁收益谁付费的生态保护原则,共同维护人人共享的生态环境。
必须加快创新能力的提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根本转变的中心性环节,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就经济发展而言,当前所存在的问题是任何一个国家发展过程中都必须要经历的,也是必须要通过不断的创新加以解决的,包括技术创新、结构创新和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带来的是技术进步,可以推动技术和产品升级,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率,进而改变要素资源投入结构,实现由主要依靠资金和自然资源支撑经济增长向依靠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支撑转变。结构创新可以使产业结构、工业结构、所有制结构优化升级,推动经济不断增长。制度创新是技术创新和结构创新的重要保证,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通过建立有效的制度可以更加合理的配置资源,使人们的自主创新权利得到有效保障,创新动力得到加强,创新活力不断迸发。只有不断提升创新能力,才能使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各项政策落到实处。
此外,还要进一步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以市场为导向配置资源的体制机制。要进一步创新服务型政府规范运行的机制,完善规范政府职能的制度体系,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提高行政效率。要进一步创新可持续发展的评价考核机制,包括完善资源环境影响的评价指标体系、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干部绩效考评制度和可持续发展的监督制约机制。
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为全球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展现我国负责任大国形象。
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建设生态文明、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不仅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而且可以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保持战略定力,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来谋划经济社会发展,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统筹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全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一体治理山水林田湖草沙,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生态文明建设从认识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的变化,同时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仍然面临诸多矛盾和挑战。生态环境修复和改善,是一个需要付出长期艰苦努力的过程。
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许多重要特征,其中之一就是我国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注重同步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
要坚持不懈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把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总抓手,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用地结构调整。
要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控,落实生态保护、基本农田、城镇开发等空间管控边界,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要抓住资源利用这个源头,推进资源总量管理、科学配置、全面节约、循环利用,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要抓住产业结构调整这个关键,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推动能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利用,持续降低碳排放强度。要支持绿色低碳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支持绿色技术创新。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向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也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绝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在资源高效利用和绿色低碳发展的基础之上。
要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集中攻克老百姓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让老百姓实实在在感受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要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保持力度、延伸深度、拓宽广度,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要强化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和区域协同治理,加强细颗粒物和臭氧协同控制,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
要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有效保护居民饮用水安全,坚决治理城市黑臭水体。要推进土壤污染防治,有效管控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要实施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重视新污染物治理。要推动污染治理向乡镇、农村延伸,强化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明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要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坚持系统观念,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出发,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更加注重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要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完善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制度。要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让保护修复生态环境获得合理回报,让破坏生态环境付出相应代价。要科学推进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要推行草原森林河流湖泊休养生息,实施好长江十年禁渔,健全耕地休耕轮作制度。要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强化外来物种管控。
要积极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为全球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展现我国负责任大国形象。要加强南南合作以及同周边国家的合作,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资金、技术支持,帮助提高环境治理能力,共同打造绿色一带一路。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坚决维护我国发展利益。
要提高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健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构建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一体考核的制度机制。要深入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强化绿色发展法律和政策保障。要完善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管理,建立健全稳定的财政资金投入机制。要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推进排污权、用能权、用水权、碳排放权市场化交易,建立健全风险管控机制。要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土地资源的稀缺性是我们集约利用土地的直接动力。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对土地需求量的不断加大以及我国人均土地资源匮乏、耕地保护形势严峻等现实问题的存在,土地集约利用已成为各地土地利用普遍倡导、追求的利用土地模式。同时,土地资源短缺的广需性特征往往使土地资源自发地流向比较经济利益较高的部门,这就需要从社会、经济、环境综合效益角度实施调控,全面落实土地管理的各项措施,节约和集约使用土地,实现土地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因此,当前集约利用土地已成为发展循环经济和建设节约型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目前,国内对土地集约利用的研究丰富而且逐步深入,有必要对其内涵做细致探讨,完善土地集约利用理论的基础,充分顺应土地集约利用理论发展的现实性。
  一、土地集约利用的概念
  对土地集约利用的研究最早是来自农业土地的利用研究,是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地租理论中首先提出来的。其所谓农业土地集约经营,是指一定面积的土地上,集中地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活劳动,使用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以求在较小面积的土地上获得高额产量和收入的一种农业经营方式。土地集约经营按照生产要素投入的构成不同,分为资金集约型、劳动集约型和技术集约型,他们分别是指资金、劳动等生产要素集中地投入在一定的地块上。土地的集约利用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和经济技术基础之上的。资金集约型应该有雄厚的资金做后盾,马克思曾经指出,“在经济学上,所谓耕作集约化,无非是指资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连的土地上”;劳动集约型即为通常所指的精耕细作的经营方式,该种集约型必须以充足的劳动力作为条件;技术集约型则需要以使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前提。总体来看,最初的土地集约利用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强化投资从而提高土地单位产出的一种方式,即土地集约利用的目的都是为了提高土地利用率和生产率,获取较高的经济效益,它是与土地粗放利用相对应的一个概念。
  二、与相关理论比较分析
  土地合理利用与由可持续发展理念衍生的土地可持续利用是与土地集约利用密切相关而又有所区别的两种概念理论。
  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土地可持续利用由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发展而来。1993年联合国粮农组织颁布的《可持续土地利用管理评价大纲》中提到土地可持续利用目标的五项衡量标准:土地利用方式有利于保持和提高土地的生产能力;有利于降低生产风险的水平;保护自然资源潜力和防护土地与水质退化;经济上的可行性;社会可以接受。其评价指标体系分别从生态、经济和社会三个方面建立,顺应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土地可持续利用标准兼顾了现在和未来的发展,强调资源、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关系。
  土地合理利用是指在特定的时期和地区条件下,对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治理、保护和管理,并通过和利用组织,协调人的关系及人与资源、环境的关系,以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都达到最佳值。它要求土地利用保证土地资源充分开发,杜绝浪费;发挥区域优势,获取较大的区位效益,促进商品生产基地建设;有利于农业生产布局与经济结构的合理调整与改革;有利于自然环境保护和农业生产组织管理。土地的合理利用更强调的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兼顾,经济效益的提高不能以牺牲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为代价。
  比较来看,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土地合理利用是较为相近的概念,其内涵基本一致,都寻求对土地的最佳利用,具有维持和增加土地创造财富能力的本质特征。但前者体现了代际公平原则,后者则没有体现,这是两种理论的最大区别。而土地集约利用注重土地投入与产出率,即经济效果;土地可持续利用强调社会的公平性、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强调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协调发展,正确处理近远期的各种利害关系;土地合理利用涉及到土地资源配置的诸多方面,土地集约利用主要研究如何提高土地使用效率、节约用地,仅仅体现了土地合理利用的一个方面。
  土地集约利用的目标是用最少的投入换取最大的经济收入,主要考虑的是在土地上的投入和产出,显然没有注意到土地利用中对环境的保护,所以土地集约利用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片面的土地利用行为。因此,如果对土地集约利用的概念把握不当,土地利用的必然趋势将是土地低度或过度利用,而不是达到适度利用的理想水平。比如,对于一些已经高度开发的城市中心区,如果一味地追求集约利用,其结果必然导致偏颇的过度利用,过犹不及。
  三、土地集约利用理论的发展
  1、以可持续利用、合理有效利用为前提。通过上文比较说明,可持续利用不但要得到经济收入和物质资料,并且强调了对土地利用前的合理开发以及利用中的保护和管理,强调了利用的可持续性和多目标性,是更深层次上的利用,是一个综合概念。而土地集约利用仅考虑在土地上的投入和产出,是相对较为片面的土地利用方式。因此,土地集约利用只有以可持续发展、合理有效利用作为前提,才能实现真正的集约利用。
  随着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深入,国际上有关土地利用方面的研究,都与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众多可持续发展评价的方法也逐渐应用于土地持续利用评价。同样地,土地集约化利用须以可持续发展作为指导思想和重要依据。大量实践表明,对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只有树立可持续发展的观点,才能避免造成土地浪费的低度开发和破坏环境生态的过度开发。同时,集约利用土地可以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减缓城镇外延发展速度,节约宝贵的土地资源。因此,土地集约化利用是实现土地可持续利用的重要手段之一。
  2、扩展土地集约利用理论涵盖对象。一般情况下,过去在谈及土地集约经营时,往往是指耕地,言及非农业用地的很少。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城市化加快及其过程中大量问题的产生,促使土地集约利用内容逐步涵盖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并且研究得到很快的发展。近年来,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的实践和研究、农村居民点的集约和节约利用也是随着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遇到很多方面问题应运而生的。
  但目前土地集约利用方面的研究尚未涵盖到未利用土地的开发利用。土地资源并非全部土地,但可以预言,当经济技术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人类的文明意识必将大规模开发利用目前不能利用的土地,改造自然、开源创新,那么它们又将会成为土地的资源效益。因此,土地集约利用评价研究不仅限于农业用地,在城镇、工业区、旅游区、开发区等均已涉及,同时也要逐步将未利用土地纳入其中。
  3、土地集约利用理论内涵扩展与丰富。随着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兴起以及人们对单位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投入合理性的研究,土地集约利用已逐渐从原来仅仅衡量土地投入、产出要素扩展到考虑更多的相关因素。比如,土地集约利用逐渐演变成这么一种观点:以合理布局、优化用地结构和可持续思想为依据,通过合理增加投入、改善经营管理等途径,充分挖掘土地利用潜力,不断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和经济、生态效益。按照这一观点,土地集约利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土地集约利用的实质是土地的投入产出比问题,即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经济与社会效益;另一方面土地集约利用的前提是合理的用地布局、优化的用地结构和良好的生态环境。
  还有学者构建了农业可持续发展模式,提出现代集约可持续农业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模式,认为现代集约可持续农业是一个包含了生态农业、规模效益农业和人本农业三个子系统的系统整体,是资源节约型、经营集约化、生产商品化的现代农业。
  可见,随着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土地集约利用的内涵已远远超出原有的理论基础,成为逐渐完善、内涵丰富的理论。
  4、土地利用的集约化程度受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土地集约利用在某种程度上是建立在以本地区雄厚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和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上的,即建立在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之上。社会经济在不断改变与进步的,经济、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的需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有不同的表现,这就导致了土地集约利用的内涵是不同的。
  不同区域具有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尤其是在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存在差异性的情况下,因此对于不同地区就具有不同的土地集约利用模式和集约化程度,不同的区域,某一区域内不同用途土地类别应采用不同的土地集约化利用的评价方法和指标。从区域角度看,土地集约利用宏观上主要强调土地综合效益及用地功能、结构的合理性;中观和微观层次上则注重某一类型用地分区的用地规模、开发强度、基础设施完善程度、投入产出合理性等方面。
  同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土地集约利用的认识与标准也存在差异。因此,土地集约利用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值或者是僵硬的模式,而应该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以时间、空间和土地类别为坐标的三维概念。
  5、土地集约利用要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以人为本已经成为我国协调社会发展的重要理念,发展和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人,即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土地是社会发展和人生存的载体,其利用理应在顺应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融合“以人为本”理念的土地集约利用理论强调人的全面发展,人类物质、精神生活多种需要的满足,生存与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和社会公正的实现。
  现在,人们追求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协调发展,而这一切均以土地作为载体,因此土地的利用方式对此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人们对土地的利用是多目标的,除了物质需求和经济需求之外,人们对良好环境的需求也逐渐变得强烈。土地集约利用的任何模式和实现途径都应该以实现此目标为根本原则,同时兼顾公平和效率,不断消除贫困,提高人们的生存和生活质量。
  四、土地集约利用标准化指标体系建设
  土地集约用地评价是通过设计一整套土地集约利用评价的指标体系,通过对各项指标的衡量和分析,探索不同背景条件下集约用地的标准及其方法,进而对土地的集约利用水平进行评价。
  国际相关经验表明,一个完善的制度理论必须有一个标准、合理的指标体系来加以支持,才能使各项制度能够得到有效的贯彻实施;在推行一个制度或者一种理论运用在实践中时,为了达到既定目的,一般都采取从试行、标准到扩值的三个步骤。
  科学地制定一个适合相应管理的“标准”,制定标准后还要制定一个“阈值”。“阈值”是用来评价实施管理的效果,我们要根据这个实际的效果来调整我们的制度规范,为此我们要“扩值”(也就是具体调整规范的既定内容)。
  经扩值后的土地集约利用概念内涵具有宽泛性,单项指标将难以实现科学量度,必须采用多指标从多个层面进行综合计算。因此,节约和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设计的基本思路要以节约和集约用地内涵界定为基础,以土地可持续利用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合理、合法、高效利用为出发点。在具体指标设计中,土地节约和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一般包括4个方面的评价内容:影响制约土地集约利用因素指标;土地集约利用程度评价指标;土地集约利用趋势和可持续度指标;土地利用效率指标。
  设计评价指标体系,选取的评价引子要有相对稳定和可靠的数据来源渠道,应能在相关权威机关提供的资料或通过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直接获取这些指标可以量化的数据,以便开展定量化分析与评价。指标计算尽量以定量计算为主,体现科学性,但必要时也对个别难以定量的指标进行定性分析,以利于操作,减少随意性。
  目前,国内外节约和集约用地评价研究在地域范围上主要集中在城市土地,在土地利用类型上则主要集中在非农建设用地,针对农用地、农村宅基地等土地利用类型,以及某一具体综合土地利用类型的区域型集约用地评价指标研究涉及不多,也很不系统。因此,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还应分区域、分地类进行,体现宏观、微观相结合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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