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岳《华山庙碑》全称《汉西岳华庙碑》。东汉延熹八年（165）立，隶书，郭香察书。22行，行37字。原碑已毁。碑旧在陕西华阴西岳庙中，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毁于地震。或谓碑嘉靖中犹在，一县令修西岳庙石门，碎之为砌石（见明赵崡《石墨镌华》）。此碑为著名汉碑之一。其结体方整匀称，气度典雅，点画俯仰有致，波磔分明多姿，是汉隶中方整平正一路书法的代表作品。
西岳华山庙碑 东汉桓帝延熹四年（公元161年）刻，另一说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刻。
此碑在唐代早已为人所重视，当时就有拓本，但未流传下来。传世拓本极少，幸存下来的原石拓本有四种，分别是：“长垣本”、“华阴本”、“四明本”和“顺德本”。
“长垣本”，原为河北长垣王文荪旧藏，后为端方所有，民国初年流落日本，现藏东京上野书道博物馆。此拓本为宋时早拓本，碑文完整，是最全的一个本子。 “华阴本’’也是原石宋拓本，此本传拓最精，字口爽利，字神毕露。明万历年间为陕西东云驹所藏，后归华州郭宗昌。郭氏在天启年间命史明等重新装裱，并配有桦梨木面和红木匣，木面及木匣的四周刻满了著名金石家的题名，倍显珍贵。清初为华阴王宏撰所得，光绪年间归端方收藏，民国以后归吴乃琛。现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四明本’’为明中期拓本，全拓整幅，能看清碑的全貌，其上的唐宋刻跋完整，是此本的长处。原为四明丰道旧藏，后归宁波天一阁范氏和端方。民国初年曾为潘复收藏。现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西岳华山庙碑》，四明本，是华山碑传世四种拓本之一，因明代藏在宁波丰熙万卷书楼，宁波古称四明，故以地名称之。
此本整纸装裱一轴，未经剪裁，保存了汉碑的原形，留下了碑额两旁的唐人题名，这是其它三种拓本所缺少的。题名者有唐大和年间（829–830年）李商卿、张嗣庆、崔知白、李德裕、崔瑨、王式等名臣，还有北宋元丰八年（1085年）王子文题记。整幅纵175cm，横84.8cm。古纸斑驳，墨彩浓淡变幻。严可均题曰：“如轻云笼月，神骨俱存”，堪称绝妙好辞。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史学家钱大昕为编《天一阁碑目》访宁波，天一阁主人以四明本赠钱大昕之子东壁，于是此拓自江南携至北京。清末，此拓归两江总督端方，端方女儿与袁世凯之子结婚，以此作嫁妆。袁家败落，四明本辗转被香港人士胡惠春购得。1975年胡氏将此献予故宫博物院。
宋欧阳修《集古录》、洪适《隶释》，清阮元《汉延熹西岳华山庙碑考》，张彦生《善本碑帖录》等书著录。
“顺德本”，原为清马曰璐、马曰琯兄弟收藏，后归顺德李文田。此本的前五行为宋代的早期拓本，拓工较“长垣本”精，可惜中缺一半，另一半后由赵之谦双钩补上，传此拓本由李拙庵带往香港，现藏香港中文大学
《西岳华山庙碑》为纪功铭德，庄重的“庙堂文字”，整饬端庄。其结体方整匀称，气度典雅，点画俯仰有致，波磔分明多姿。 此碑以隶书写成，却篆意浓厚，兼有楷法，为汉碑佳品。 清代隶书名家金农曾盛赞“华山片石是吾 师”。明郭宗昌《金石史》称其“结体运意乃是汉隶之壮伟者”。清朱彝尊《金石文字跋尾》谓；“汉隶凡三种：一种方整，一种流丽，一种奇古。惟延熹《华岳碑》正变乖合，靡所不有，兼三者之长，当为汉隶第一品。”
一般归纳为：字形扁方，左右伸展；左波右磔，蚕头燕尾；曲折方园，点画分明；提顿结合，粗细兼备。去繁就简,字形变圆为方,笔划改曲为直。改”连笔”为”断笔”,从线条向笔划,更便于书写,这种书体流行于”徒隶” (下层办公文的小官)之中，故称为隶书。到汉代这种书体开始盛于起来,成为主要书体.隶书的出现是汉字演变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奠定了楷书的基础.隶书结体扁平、工整、精巧。到东汉时,撇、捺等点画美化为向上挑起,轻重顿挫富有变化。增强了书法造型艺术的美观,风格也趋多样化,艺术欣赏的价值大大提高.
隶书又名佐书、分书、八分，因盛行于汉代，所以又叫汉隶，它是由篆书圆转婉通的笔演变成为方折的笔画，字形由修长变为扁方，上下收紧，左右舒展，运笔由缓慢变为短速，从而显示出生动活泼、风格多样的气息，给书写者带来很大的方便。隶书分为秦隶和汉隶， 《礼器碑》、《孔庙碑》、《华山碑》、《韩仁铭》、《曹全碑》、《张迁碑》 学习书法，应当从隶书入手，学习隶书则应以于正端庄、规矩严谨的汉隶碑刻为范本，打下扎实的基础，然后再旁及其它，稳步发展
重修。
《西岳华山庙碑》册，拓本38页，剪条装裱，每页3行，行6字。纵22.3厘米，横12.8厘米。此碑立于延熹八年（165年），隶书，典雅壮伟。“在汉人八分最为险劲，已开魏碑之先河”（清汪喜孙语）。汉碑极少留书者姓名，此碑文末有“书佐新丰郭香察书”名款。碑文记述历朝帝王封禅祭天地的祀典和当朝弘农太守袁逢主持重修华岳庙碑的经过。
金农 郑簠 邓石如 伊秉绶 清代隶书四大家
金农
金农(1687–1764)字寿门，号冬心，平生别号甚多，达数十种，浙江杭州人，博学多才。工诗词，精鉴古，富收藏，好游历，著述丰。五十岁时入京考试，未中，遂绝意仕途。居扬州地区，卖画为生。金农以布衣雄世。无论从认识的深度和作品的气格与高度，以及学问的广度与厚度等几诸多方面都是时代的佼佼者，扬州画派各家都无法与其相比，因此,金农是扬州八家中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艺术史的重要人物。
金农隶书风格，沉稳果敢，奇崛憨直，隐约有<<华山碑>>与<<天发神谶碑>>，<<衡方碑>>，<<夏承碑>>，郑簠的影子。这种影子又不是那么的明显与突出，这是金农的过人之处。他一方面是好古痴古之士，仿佛是生活在清代的一个汉人，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具有强烈自我意识，近乎自负与自恋情结者。二者的结合，使其作品达到了无一笔不是汉人，无一笔不是自己的境界与高度。他的超前审美与定位，时人言其怪，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杨守敬说:“冬心分隶，不受前人束缚，自辟蹊径，然以为后学师范，或堕魔道”。对于一些徒师其形，东施效颦者来说，此话确为灼见。尤其是具有强烈个性特征的作品，更是这样，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对齐白石艺术精神与风貌产生影响的书画家中，相比八大和吴昌硕而言，金农更加深刻，秉性与金农更契合。在艺术取向方面增加一些民间艺术成分和世俗化的关照。因此，善学者夺人魂魄，庸史仅学表皮，学我者生，似我者死。这是金农艺术给后人的启示。
郑簠
清代金石考据学的兴起，结束了“帖学”近千年的统治地位，给靡弱的书坛注入了新的活力，书法史揭开了新的篇章，进入了以篆隶为主流书体的时代。三百年的清代隶书创作，名家辈出，人才济济，是汉之后的又一高峰，其中一郑簠，金农，邓石如，伊秉绶为代表。
郑簠(1622—-1693)字汝器，号谷口，江苏南京人。行医为业，终生不仕。少时便矢志研习隶书，初学明末书法家宋比玉，一学就是二十年，至中年有所悟，遂探本求源，遍习汉碑，直至晚年。为访山东，河北汉碑，倾尽家资，收藏汉碑拓片，家藏碑刻拓片有四大橱。孔尚任在<<郑谷口隶书歌>>中道:”汉碑结僻谷口翁，渡江搜访辩真实。碑亭冻雨取枕眠，抉神剔髓叹唧唧“是郑簠爱碑如痴的写照”。
郑簠广习汉碑，<<曹全>>为其基本体势与风貌。在此基础之上，又溶入行草。<<夏承碑>>与其他汉碑的某些特征，晚年形成了奔逸超纵，神采奕扬的隶书艺术风貌，以异军突起之势，竖起碑学复兴的第一面旗帜，是清代三百年隶书创作的第一个高峰。
郑簠的书风与艺术思想，对后来产生了极大影响，尤其对扬州画派的代表人物如高凤翰，金农，高翔，郑板桥的影响，更为直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郑簠的隶书创作，影响了他之后的一个世纪！
邓石如
邓石如(1743—-1805)初名琰,字石如,因避仁宗琰讳，遂以字行，改字顽伯，号完白山人，安徽怀宁人。他出身寒门，九岁便辍学谋生，后经梁闻山介绍，结识大收藏家梅,在梅家居住八年之久，期间，尽读所藏秦汉碑拓，金石瓦当等,心摹手追，笃志临习，每日早起,研磨盈盘,至夜晚墨尽始寝,寒暑无间,梅府八年，给邓石如艺术打下了坚实基础，是其艺术历程的重要时期，后至京师，得大学士刘墉赏识，声名益振。其书兼善各体，隶书成就最大，作品结体严整，具金石气，篆刻刀法苍劲浑朴，成就斐然，影响甚广。
就书法功力而言,邓石如是清代书家中用功最勤者,笔能扛鼎.章法结字也很完善,然而由于学养和艺术天分的限制，其作品中不免流露出一些匠气和黑、大、光、亮时弊的痕迹。隶书面貌更多的是唐人气息.在汉人的精神把握上,不如其他诸家，种种缺憾，其作品不能说是高格，乃功力型书家，形而下的上品。
邓石如一生的经历告诉我们,他是中国书法史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职业书法家.
伊秉绶
伊秉绶(1754-1815),字组似,号墨卿、默庵。福建汀州宁化人，乾隆五十四年进士。授刑部主事。迁员外郎，曾为广东惠州知府、扬州知府，喜绘画、治印、工诗文。著有《留春草堂诗抄》。
伊秉绶的隶书给人如对高山，如仰大贤的感觉，其面貌可用正、大、简、拙四字概括。“正”即正格。一方面是隶书创作发展史的正脉与主流风尚，同时也有人格精神层面的因素。从伊氏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颜真卿精神、风格面貌的隶书再现。人格的力量支撑着他的艺术风貌，磅礴壮严庙堂气的背后是一个磊落善政的廉史，书格即人格在其身上得到了最佳诠释。“大”不仅指作品体积，更多是指作者的气格与气象。“简”是伊氏书法的明显标志，也是他自觉的审美追求，结体方正，分布均匀，用笔平铺直叙，淡化了波挑，蚕头燕尾等等一些隶书的装饰用笔特征。作品给人以明朗、直截的印象。单纯而不单调，笔简而意足，这是伊氏的能耐。一种提纲挈领，以简驭繁的能耐。他的标志还体现一个“拙”字，用“成拙方为巧，入愚始见奇”这句话对应伊氏艺术再恰当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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